“鸡鸣三省”交权的时间和地点
发布时间:2020-06-08     阅读数:3819    来源:本站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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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于贵州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历史上的伟大转折。会议集中纠正当时军事路线上“左”的错误,并对中央领导核心的组织调整作了一些决定。“遵义会议”后一个时期,洛甫(张闻天)曾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他的任职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党的集体意志作出的选择,保证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在实际上逐步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历史的探索

革命战争年代,由于环境困难,很多重要史料未能全部完整地保存下来。

1983年《中共党史资料》第六辑,刊登了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报告中对调整领导核心问题时说:“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这就是说,实际取消了博古(秦邦宪)领导全党工作和李德指挥军事的权力。但当时博古并未交出职务。洛甫代替博古的职务,是在会后行军途中,常委进行分工时确定的。”

陈云同志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手稿中记述:“(D)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

周恩来同志生前回忆博古同志交出职务的情况,有两次谈话。1972年6月10日在党中央召集的一次会议上讲话中说: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 “从土城战斗渡了赤水河,我们赶快转到三省交界即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于是,“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1972年7月5日又一次谈话中说:“在扎西川滇黔三省交界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住了一天,把博古换下来了,张闻天当总书记,我印象很深。”

为了立准、立好党史,中征委发出通知,要求贵州、四川、云南组织有关地县进一步调查落实“鸡鸣 三省”庄子的确切位置。继贵州毕节、四川宜宾地区组织调查上报之后,云南昭通地委党史办、军分区党史办也组织威信、镇雄两县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实地作了调查,并向中征委上报了《中央红军长征经过“鸡鸣三省”情况的调查报告》。

1984年8月,中征委常委兼办公室主任李志光和军科院党史教师陆友山来到云南昭通地区,再次带领三省地县党史工作人员,深入到边区结合部实地调查访问,听取了各地调查的情况汇报,并对进一步核查落实工作作了指示。回京后,又发出函调,并邀请了部分当年曾在中央总部工作过的一些革命老前辈进行了座谈,对确定史实提了几点参考意见:一、恩来同志在谈到“鸡鸣三省”时,曾说过是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的地方,是“一个庄子”,而且住了一晚。陈云同志在遵义会议传达提纲中也谈到:“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进行了常委分工。这些是重要的前提。二、恩来同志还提到“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因此,不可能距离三省交界地方过远。国民党旧地图上标明的“鸡鸣三省”,位于三省交界赤水河与渭河交汇的地方,又称“岔河”,只有一户摆渡人员(当年是三省各有一户),周围峰峦环绕,悬岩峭壁,红军长征时并无部队在此驻过。因此,恩来同志所说的“鸡鸣三省”,可能是指周围的村寨。似可以岔河为中心,由近及远来回忆。三、军委于2月3日晚19时发电,要军委纵队2月4日由石厢子西进到水潦,但至22时又改变。是否可能先头部队发现由水潦到岔河道路难行,地势险恶,故改变原计划?总起来说,具体位置的确定,一是中央总部住过;二是岔河周围的村寨,不能离得太远;三是住了一晚。这些就是确定具体地址的前提和依据。

查证核实情况

1984年10月,根据中征委的有关指示,中共威信县委党史办公室和扎西纪念馆又进一步组织了调查走访。1985年1月,纪念遵义会议召开五十周年期间,《文献和研究》、《党史研究》、《遵义会议纪念专辑》等又发表了一批历史文献、军事电报、回忆录、论文和研究考证的专题文章,1985年7月,昭通地委党史办和军分区党史办又派出专人到中央军事档案馆查阅了当时的大量文电。

查证核实的史料有:

1、文献电报和日记记述

2月3日晚19日军委电,要“军委纵队进到水潦地域”。但至22时又改变,电告各军团“军委纵队明日仍在石厢子不动,准备开水田寨、扎西之间的地域。”是什么原因更改?军委电文是“我野战军为迅速脱离当前之敌并集结全力行动”。经访问红军总部军委一局作战科参谋吕黎平说:“土城战役我军未能歼灭追敌,过河以后我们就没有再沿赤水河行军,因沿河边走目标太大,容易被敌人的飞机发现和攻击。据侦察了解水潦那个地方的道路也很不好走。”2月5日21时半,军委由水田寨发出电文称:“军委一梯队今到滇境之水田寨,滇军一部(当时是镇雄独立营陇承尧部有一个连和民团中队住在街上)守老堡与我对峙,明拟续向扎西前进。”电文确切表明,2月5日中央总部已由石厢子进驻水田寨。同日,中央书记处发出致项英转中央分局(万万火急)关于战略方针的电文说:“政治局及军委讨论了中区的问题,认为:‘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电文说明,对中央苏区关于战略方针和组织领导的决策,是经过政治局及军委讨论的,至少是常委碰头作了研究才决定的。

军委三局(通讯)政委伍云甫日记:“二月五日,晴,由石厢子出发,经水田寨,团匪据炮楼二座扰乱,绕山道至花屋(房)子宿营,路甚难行(三里路约行三小时),二十三时半才到,与二科合住房子。”五军团参谋长陈伯钧日记:“二月五日,行军──由石厢子走小路到水田寨,行程七十五里(入云南境)。”两位革命前辈的行军日记,清楚地说明了进入云南威信水田寨的日期、里程、情景和中央总部的驻地。

2、回忆和论述

军委一局作战科参谋吕黎平回忆:“‘鸡鸣三省’那个庄子,在我的记忆中,它的具体地点不是在贵州、四川地界,而是已进入云南的边辖范围,也即是说扎西的水田寨。虽说在山头上鸡叫三省都可听见,但也不一定。”“水田寨附近总部是住宿过的。”军委总部机要科机要员李质忠回忆:“中央总部进入云南境内威信水田寨时,我记得那里山坳上有一些水田,还有几个土围子打枪,子弹落在水田头。我们就绕道走,下面有一条大深沟,道路很不好走,就在那附近不远的地方宿营,我们是同总部住在一起的,第二天又接着走。”红军通讯学校校长兼政委曾三回忆:“记得我们刚进入云南不久住了一晚上,中央在那里开了一个会。说是那个地方叫‘鸡鸣三省’,说鸡在一个什么地方的山上叫,三个省都能听得见。”“我们就在那个叫‘鸣鸣三省’的地方住了一晚上,后来就到了扎西。”恩来同志的警卫员魏国禄回忆:“水田寨印象很深,当时那里是深山密林。”中顾委常委伍修权1985年1月答新华社记者徐心华、邹爱国采访时说:遵义会议之后,“在2月5日红军的行军途中,中央根据会议精神,常委进行了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

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杨尚昆1985年8月9日在《人民日报》缅怀张闻天同志《坚持真理,竭忠尽智》的纪念文章中说:“二月五日到了‘鸡鸣三省’这个地方,常委决定闻天同志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这是在当时条件下党的集体意志作出的选择,他的任职保证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主任马齐彬、副教授王荣先在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伟大的历史转折》文章中说:“1935年2月5日,中央红军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到达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的地方,党中央曾在‘鸡鸣三 省’的一个村子宿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这里进行分工,决定以洛甫同志负总的责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叶心瑜在《遵义会议前后》一文中说:遵义会议后,“在行军途中,二月五日到达云南省扎西(威信)县‘鸡鸣三省’的村庄时,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确定由洛甫代替博古负总责。”

3、史志记述和群众反映

史书记载:“赤水河,旧名赤虺,源出芒部,经红土川东流入江,每雨涨,水色深赤,故名。”杨升庵《赤虺河行》中说:“君不见,赤虺河源出芒部,虎豹之林猿猱路。”赤水河主要源头在镇雄芒部,称罗甸河;另一源头在威信,称厂丈河。两河汇合于二龙抢宝后,即称赤水河,沿镇、威间东流,与渭河汇合处叫“岔河”。查民国初年地图,岔河标为“鸡鸣三省”,实际并无庄子,三省各有一户人家住在河边,经营摆渡和收税。泛称即指三省交界周围的村寨,按行政区划,岔河周围村寨包括:云南威信的水田寨、香树、龙洞,镇雄的坡头、德隆、石里,贵州毕节的德胜,四川叙永水潦。大体是形容能山水相望,声音相闻之意,距离过远就不叫“ 鸡鸣三省”的范围了。清朝《镇雄州志》记载:“中东三甲(即水田寨一带),枕鸟峰而襟赤水,领巴蜀而琐滇黔。”“位置居云南全省之东北隅,深入川黔之间,状若鸡嘴,势扼极边之要。”清光绪年间水田寨白虎山人郑禄超著文:“鸡鸣三省我之山脉也,其依岔河之峰,乃我之美也。鸡鸣三省属于我地当峰,金鸡齐鸣,三省皆知。”水田寨陈姓族谱记述:“鸡鸣群山起伏,数川归复东流。”水田寨为赤水河上游的厂丈河、别数河、果阿河环抱,由亩白身 小 梁子、鸡冠岭联结四川叙永水潦,与贵州毕节德胜一水相依,向东两里的山峰叫“鸡啄嘴”,西南河边的山叫“鸡鸣山”。中央总部2月5日即在水田寨地域宿营(现为水田镇,区改乡后为乡政府所在地)。

经多次在沿途群众老年人中反复查证落实,肯定了下述几点:一、没有发现中央红军大部队由石厢子翻大山下水潦经由岔河过贵州或进入镇雄的迹象。二、军委纵队和中央总部由石厢子经陇杠、水潦寨、关口坳到水田寨,行程75里,沿途都只是路过,到水田寨后才住下宿营。三、水田寨一带村寨都住满了红军,群众普遍见到驮马的坐骑很多,架了电台和电话通讯设备,背短枪的人很多,还有不少女红军。四、据花房子农民郑民秀、郑明华等讲:花房子周围都有卫兵站岗,住在花房子里面的有一个大胡子首长,还看见在中堂屋内把大门板取下来,安在中间,周围围坐一些人,不知是交谈什么还是开会。五、2月8日五军团后卫部队有一部分由龙洞经别数河渡口过河前进到镇雄坡头槲烟林,与镇雄独立营宗连遭遇,交火后宗连退守碉内,红军仍返回水田寨向石坎子、大河滩开进;2月12日红一军团一师三团回师时与主力部队失去联系,由石坎子、大河口进到镇雄大�G折回后经过毕节林口,但也未由岔河过河。

史实的结论

经过两年多的反复查证研究(实际是从1972年底威信即开始对红军长征史实的调查),本着党史必须求实存真的原则,根据当年中央领导核心的传达提纲和回忆,中央及军委的文献和电报,老同志的日记记述、回忆论述,当地群众的见闻和史志族谱的记载,我们认为:取消三人团的问题,遵义会议已经作了决定。变换领导的人选问题,博古再继续领导没有人服了,应当说在政治局常委内部大家是有所考虑的了。至于具体提出变换领导和交接的时间地点,根据陈云同志的传达提纲,周恩来同志生前的两次回忆,张闻天1943年12月在延安整风笔记中所述“当时政治局许多同志推举我当书记”,以及中征委提出的参考意见,可以确切地肯定:时间:1935年2月5日,有中央及军委的文电依据。地点:威信水田寨,历史上素有“鸡鸣三省”之称,距岔河仅20余里。特别是周恩来同志的第二次谈话回忆:在扎西川滇黔三省交界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住了一天,把博古换下来了。张闻天当总书记(在党内负总的责任),我印象很深。大前提是在扎西,即威信县境。中央总部在水田寨住了一晚,曾在总部工作过的一些老前辈日记和回忆都作了证实。总部驻地的确切位置,按伍云甫日记记载是住花屋(房)子,这里距水田寨街上只两三里,花房子住房附近两三百米内尚有楼上、高坎、芭蕉�G等几处小村寨,中央总部就在这一带宿营,领导机关不能离电台、电话等通讯设备过远,几个村寨相距较近,也便于领导同志互相联系和研究工作。在水田寨住了一晚后,第二天(6日)中央总部和军委纵队前进到威信石坎子、大河滩地域(水田寨到石坎子40里,到大河滩60里),司令部驻石坎庄子上(见伍云甫长征日记记述)。基于上述史实,我们认定中常委行军途中变换领导核心交权一事,遵义会议指定洛甫起草决议,已经把全党这件最中心、最紧迫的工作交给了他,“常委再进行适当分工”,当2月5日行军到威信水田寨宿营时,洛浦提出,毛泽东找周恩来商量,决定让洛甫做一个时期,于是说服大家,决定以洛甫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博古将“中央的挑子”(主要是中央文件和印章等)交给了张闻天。这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党的集体意志作出的选择,也是遵义会议组织决定的具体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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