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决议（下称“决议”）并不是在遵义会议上就形成文字材料的，而是会后由张闻天受会议委托起草的。目前见到的决议的最早版本是一个油印件，它的标题是《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标题下写有“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字样，封面刻了“中共中央印”几个字，没有注明刻印时间，在其他档案中也未见到对此件刻印时间的记载。本文拟从决议对我军战略方针的表述与我军遵义会议后实行战略方针变动情况的关系的角度，对决议最早版本形成的时间作一些分析考证。

一个明显的矛盾是，决议反映的我军战略方针与遵义会议后我军实际执行的战略方针不一致。决议指出：

中央红军现在是在云贵川地区，这里没有现存的苏区而要我们重新去创造……，新的革命战争的胜利，将使我们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广大地区中创造出新的苏区根据地……

而遵义会议结束后，我军的战略方针实际上是渡江北上，到川西去建立根据地。我们就从这里入手考证。

1934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作出了不去湘西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定，但遵义会议改变了上述决定。陈云《（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中说：

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所以，渡江北上建立川西根据地是遵义会议的决定，而朱德1月16日24时致各军团电（其中有“我野战军以向赤水地域转移进行新的布置之目的……”的提法），则是根据遵义会议决定开始指挥部队北移，准备渡江入川的第一封电报。证明这一情况的还有一些材料，如1月20日中央军委的渡江作战计划中说：

我野战军目前基本方针，在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来钳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

1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及军委致四方面军电中说：

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

4月30日红军总政治部致各军团政治部电中说：

渡江转入川西之基本方针，应向干部及战士进行广大的解释……，这个方针已在遵义会议时确立……

但是，建立川西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在执行过程中曾受到阻碍，有过变化。1月19日我军撤离遵义，1月28日土城战斗失利，敌重兵沿江阻拦，我军无法按原计划渡江北上。于是中央开始考虑暂不渡江。请看两个材料：2月6日1时朱德致一、三军团电中说：

根据目前敌情及经金沙江，大渡河的困难，军委正在考虑渡江可能问题，如不可能，我野战军应即决心留川滇边境进行战斗与创造新苏区。

2月7日19时中央军委致各军团电中说：

根据目前情况，我野战军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这说明，2月7日我军的战略方针转变为向川滇黔边境地区发展，暂时放弃了建立川西苏区根据地的打算。

从决议对我军战略方针的表述与2月7日我军确定的新的战略方针内容基本一致这一点，可以推断决议油印件应出现在2月7日以后。因为第一，从现有档案材料看，2月7日前中央并未考虑过在云贵川三省建立根据地，即使是把它作为建立川西根据地的一个中间步骤。第二，印发遵义会议决议，如果在战略方针的表述上与当时执行的战略方针发生分歧，对于部队思想的统一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印发决议时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对战略方针的表述进行修改是可能的，印发决议毕竟不是单纯为了保存一份历史文献。

关于陈伯钧日记记载他2月20日见到的决议还是草稿，据此判断决议油印件出现于2月20日之后，这种看法似不够可靠，因为这一材料只能说明陈2月20日见过决议的草稿，而难以推论出决议油印稿尚未形成。因此决议油印件形成时间的上限定在2月7日，是比较谨慎而且有把握的。

决议最初版本形成时间的下限，依据本文考证的方法，尚在我军执行在川滇黔发展的战略方针期间。据考查，我军战略方针再次发生变化是在4月25至4月29日。4月25日22时林彪、聂荣臻致朱德电中说：

目前战略上已起重大变化。……我军已失去回黔之可能且无法在滇东开展局面，……在上述新的战略形势之下，野战军应立即变更原定战略，而应迅速脱离此不利形势先敌占领东川，应经东川渡过金沙江入川向川西北前进，准备与四方面军汇合。

这是一个建议，而4月29日中央军委致各军团电就说得很清楚了：

（甲）由于两月来的机动，我野战军已取得西向的有利条件，……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

（乙）因此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

那么，决议油印件至少要早于4月29日出现。

2月20日由王稼祥、李富春签署的总政治部训令中有“在粉碎敌人新的‘围攻’，赤化贵州的伟大任务面前”的提法；此后朱德在2月25日23时、24时，2月26日20时等电报中均有“赤化黔北”、“生存黔北”的提法；3月13日20时朱德致各军团电更明确地提出：

依据目前情况，党中央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战略方针仍应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并应控制赤水河上游以作转移枢纽，以消灭薛岳兵团及王家烈部队为主要作战目标，对川滇敌人须在有利而又急需的条件下才应与之作战，求得消灭其一部。

能不能据此说我军的战略方针在2月20日以后已经转变为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或赤化贵州呢？如果这点成立，则决议油印件形成的时间就可推定在2月7日至2月20日之间。但是3月1日朱德致罗炳辉、蔡树藩的电报说：

我野战军主力三日内连下桐梓、遵义，击溃王家烈八个团，消灭吴奇伟部两个师，缴获在两千以上，俘虏约三千人，开展了黔北新的局面，造成了创造云贵川新苏区的更有利的条件，使围攻我军之敌不敢轻进。

可见，我军在黔北的发展是在云贵川创建新苏区根据地这一战略方针执行过程中的一个步骤，是大战略下的小战略，属于不同的层次。因此，似不能据以判断决议油印件形成的时间。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决议最初版本形成于1935年2月7日至4月29日这段时间里，而且在刻印时根据当时的情况对某些内容进行了修改或补充。这是我们在研究遵义会议决议时值得注意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