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张或几张八仙桌拼成的长桌，桌上摆放着马灯、茶壶、电话机，四周围成一圈的条形坐凳，在 扎西会议旧址，会议室里摆放的物件成为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党中央在威信境内召开扎西会议的“标配”，向后人讲述着1935年2月4日至14日，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威信期间， 5日至10，中共中央边行军边在威信水田寨花房子、大河滩庄子上、扎西镇江西会馆分别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扎西会议”。
“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发展和完成，它解决了遵义会议提出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重大问题，作出了一系列事关党和红军生存与发展的重要部署，顺利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最高权力交接，开始了以负党中央总责的张天闻和红军实际上最高领导毛泽东互相配合，领导全党全军的新格局，实现了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伟大历史转折。2020年1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指出：“扎西会议”改组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
86年后，本报记者随省委宣传部组织的“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大型采访活动，再次聆听红军长征在扎西的感人故事，感受扎西会议的精神力量和“红色扎西·胜利起点”的历史意义。
遵义会议拨航向，扎西会议正乾坤
1935年2月5日，农历大年初一，地处滇川黔三省结合部的云南威信县白雪皑皑，寒意逼人。经过土城战役的鏖战，长征中的中央红军果断放弃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计划，转兵国民党兵力相对薄弱的云南威信集结，寻找新的战机。根据红军朱德总司令4日发出“中央军委纵队5日应进到水田寨宿营”的命令，一大早，中央纵队沿4日先头部队的行军路线，从四川古蔺县石厢子出发，经史里、陇杠、坛厂、水潦寨、关口坳等地进入云南威信县境内水田寨及附近的花房子、芭蕉湾、高坎、楼上一带宿营。
地处“鸡呜三省”威信水田寨的花房子始建于清末，是当地郑姓乡绅的住宅，因其屋门、窗、板壁上雕刻有花草虫鱼鸟等图案而得名。黄昏时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洛甫（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秦邦宪）、陈云等在花房子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会议首先讨论常委分工，“决定由洛甫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改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 。二是讨论中央苏区的战略问题与组织领导问题，研究确定了中央苏区的军事路线和组织工作，会后，博古交出象征权力的几副装有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中央书记处根据会议决定拟发致项英转中央分局“万万火急”的电文，要求“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要“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分会”，“决议详情续告。” 三是讨论中央红军目前的战略行动方针。决定在渡江不可能时，“应即决心留川、滇边境进行战斗与创造新苏区” 等。
花房子会议 “常委分工”从组织上保障了肃清“左”倾错误路线在党和红军中的危害，是第一代中央领导核心在扎西正式形成，张闻天“负总的责任”，事实上保证了毛泽东同志行使军事指挥，意义重大。
“2月6日一大早，中央政治局常委们随中央军委纵队继续向威信扎西镇前进，行至大河滩，见王姓乡绅庄子房大屋宽，周围山高林密，敌机不容易发现，中共中央政治在此召开有洛甫（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秦邦宪）、陈云、朱德、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何克全）、邓小平等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会议由新任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主持。
大河滩庄子上政治局议会议开了3天，会议一是总结了土城战役失利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二是决定中央红军新的行动方针，三是讨论通过了张闻天受遵义会议指定在行军中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史称《遵义会议决议》）。这个决议是张闻天根据遵义会议精神，依据毛泽东、王稼祥的发言提纲，以自己的“反报告”（即遵义会议上反对博古“左”倾路线错误的报告）为基础，再加上此前政治局会议讨论关于战略方向的改变和提出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起草的。
《遵义会议决议》第一次系统地总结并肯定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原则，批判了“左”倾领导人在军事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主张。四是决定由毛泽东、张闻天、陈云3人负责到各军团干部会中传达《决议》精神，陈云拟定了2000字的传达提纲，为研究遵义会议留下一份珍贵文献。时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同志后来在《回顾长征》中写道：“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
2月9日，中央红军各军团相继完成到云南威信扎西集结的战略意图，中共中央进驻威信扎西镇。9日至10日凌晨，中共中央在扎西镇江西会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洛甫、周恩来、毛泽东、博古、陈云、朱德、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富春、罗炳辉、蔡树藩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部分军团领导人。会议作出：一是“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战略方针；二是领导全国革命和指挥各路主力红军；三是在川滇黔边区创建新的苏区根据地，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四是部队轻装、缩编、扩红；五是恢复凯丰红九军团中央代表职务。
遵义会议拨航向，扎西会议正乾坤。扎西会议在思想、政治、组织、军事上实现和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最后完成，与遵义会议相衔接，共同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转折。
娄山大捷开胜局 奇兵四渡妙如神
红军集结扎西后，蒋介石命令四周的国民党军再次围拢过来，企图将红军消灭于四川叙永以西、横江以东、长江以南地区。在面对北渡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师已不可能，在威信附近三省之交的狭小地域内开辟根据地也难以实现，国民党军重兵围堵又步步紧逼的危急时刻，扎西会议采纳毛泽东提出乘敌人注意力集中在川南之机，迅速回师东进，再渡赤水，向较空虚的黔北进击，机动歼敌的建议。
面对瞬息万变的敌情，为提高部队的机动作战能力，中央红军通过精简缩编组成16个团，外加军委干部团共17个团，2月18日从太平渡、二郎滩等地区突破战斗力较弱的黔军防线，架浮桥二渡赤水河，向黔北的桐梓地区急进。
红军二渡赤水杀的“回马枪”大出蒋介石意外，他急命川军郭勋祺等3个旅由扎西附近向东追击，黔军则抽调遵义及其附近的部队向娄山关、桐梓增援，中央军吴奇伟纵队由黔西、贵阳地区向遵义开进，企图阻止并围歼红军于娄山关或遵义以北地区。
娄山关雄踞大娄山巅，位于遵义市北部大娄山山峰之间，主峰海拔1576米，关口海拔1280米，关侧悬崖壁立，中间川黔公路七拐八折，地势极为险要，是贵州“北门钥匙”，也是由四川入黔北的咽喉，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
2月25日，红三军团长彭德怀接到中革军委“消灭娄山关黔敌夺取遵义”的命令，红三军团各部连夜穿插迂回，形成了对娄山关地域之敌的包围。
在红军“正面攻击、两翼包抄”的沉重打击下，黔军兵败如山倒，仓皇南逃。红军则乘胜追击，最终于2月28日再占遵义城，歼灭和击溃了敌军两个师以及八个团，俘敌3000人，并缴获了大批物资装备。
娄山大捷是遵义会议后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沉重打击了敌军气焰，极大鼓舞了红军斗志，毛泽东同志的雄才大略和威望得到实战的初步检验。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硝烟未散，毛泽东健步登上娄山关，极目四望，豪情满怀，即兴填词《忆秦娥·娄山关》，热情地歌颂红军指战员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表达了对中国革命前途的必胜信心和决心。
“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是红军处于极端危急关头作出的唯一正确的选择，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国民党军围剿红军以来的最大耻辱。蒋介石被打疼了，又指挥大部队向遵义杀来。
兵锋直逼贵阳、调出滇军就是胜利、佯攻昆明、抢渡金沙江……此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 3万多红军健儿三渡、四渡赤水，巧妙地穿插于国民党军几十万重兵集团的围剿之间，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调动和迷惑敌人，不断创造战机，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牢牢地掌握战场的主动权。
娄山大捷开胜局，奇兵四渡妙如神。“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乌江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调虎离山袭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遵义会议和扎西会议召开后，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转战川滇黔三省，在危局中以非凡的胆略和智慧指挥了精彩绝伦的经典战例。
实事求是闯新路，开启革命新征程
扎西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独立自主决定自己命运，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典范，在实现党的第一次伟大历史转折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事实了，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核心在遵义会议中产生，在扎西会议上实际形成。
实事求是闯新路，开启革命新征程。学史明理、党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重温和学习光辉的扎西会议，给我们启示很多，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采访中，威信县党史办主任余嘉泽说：
一是扎西会议开创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新境界。中国共产党成长初期的惨痛教训，深刻地揭示了如果只是僵化地执行共产国际遥远的指示，就会严重背离中国革命的实际，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决策失误，指挥失当，遭受惨痛失败。扎西会议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吸取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进一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转化为具体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认识到失误就坚决纠正，面对危机就果断决策，会议实现了换人换思想，作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革命实际又事关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决策，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典范，在实现党的第一次伟大历史转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是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历程。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不少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振兴中华，但都因为没有正确的科学理论指导迷失方向而历经挫败。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最终选择了用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和理论来拯救国家和民族存亡。事实证明，只会照抄照搬别人的“革命经验”挽救不了中国革命。党在历经磨难过程中逐步认识到，只有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才能真正指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作为遵义会议的继续和最后完成，扎西会议就是我们党逐步走向成熟的一个关键点。会议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典范。从此，中国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中国革命踏上了不断取得胜利的新征程，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逐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毛泽东思想。
三是开拓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新道路。中国共产党走过的每一步都无比艰辛，动人心魄、光荣伟大。扎西会议实际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危急时刻，审时度势分折了当时面临的形势，及时作出一系列正确的发展方针和战略思路，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打开了通往成功的大门，顺利开启了中国革命道路的新篇章。从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找到了适合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翻开了力挽狂澜直至夺取长征胜利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胜利的新篇章。
四是开启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新篇章。以遵义会议、扎西会议为标志的一系列会议的相继召开，不仅纠正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同时也标志着党的民主制度开始走上正常化轨道。特别是在扎西会议上，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党中央总书记后，及时恢复和发展了党的民主集中制，集中全党智慧，团结带领党和红军一步步冲出危局、实现转折、走向胜利。今天，中国共产党又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只有加强和坚持民主集中制建设这一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才能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谋新篇、开新局，确保党和国家的事业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阔步前进。
·红色记忆·
扎西扩红3000多人
红军在扎西期间，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宣传抗日救国，并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工作，争取当地群众理解、支持红军。经过扎西整编后，红军扩红3000多人，还有劳苦大众参加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及云南支队。正如当年歌谣《红军歌》中所唱：“二月里来到扎西，部队整编好整齐，发展川南游击队，扩大红军三千几。”
中共川南特委和川滇黔边游击纵队
1935年2月10日，根据扎西会议创建川滇黔边区根据地的决定，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抽调红三军团六师政委徐策、干部团上干队政委余泽鸿、 红八军团民运部长戴元怀、 曾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夏才曦等5人组成中共川南特委，由徐策任书记，特委由中央直接领导。中革军委抽调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五连、一个警卫通讯排、一个运输排、一个卫生班400多人，600多条枪组成红军川南游击纵队。
1935年7月， 红军黔北游击队与纵队在朱家山会师，更名为“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部队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主力红军北渡金沙江后，特委及纵队继续转战川滇黔边区，在川南、滇东北、黔西北、黔北创建和发展了覆盖川滇黔辖区20余县的流击区，两年内牵制了10万敌军，有力地配合了红一、红二方面军长征，胜利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光荣任务，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篇章。
川滇黔区革命根据地的迅速发展，震动了国民党反动当局，从1935年7月下旬开始，蒋介石急调追击中央红军的部分兵力和川滇黔军阀部队，组织血腥的“三省会剿”。1937年1月，纵队经过连续苦战，纵队主要领导相继牺牲或被捕，1000多名游击队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最终失利。1936年夏，深受红军影响的威信郭家坟青年殷禄才率领农民武装加入游击纵队，成立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支队。此后，云南支队在与上级失支联系的情况下，坚持斗争达十二年之久。1947年，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支队在国民党地方民团和国民党正规军数万敌军围剿中，支队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支队长殷禄才，政委陈华久和大部分队员壮烈牺牲。
1986年，张爱萍将军为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深情地写下了 “红军主力北上，川滇黔边游游击战场，孤军奋战，牵制强敌，壮烈牺牲，万代敬仰”的诗句。
访谈·观点
遵义会议作出的决定有两项是在扎西会议上落实并完成的，其一是“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常委分工，改组了党中央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组成新的中央领导核心，从组织上肃清了“左”倾错误路线的危害。其二是“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中央政治局是在扎西会议审议通过《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的，这是关系到能否彻底结束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在党和红军中的危害的根本性问题，为贯彻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奠定了思想、政治和组织基础。同时，扎西会议还对传达《决议》精神作了安排布置，统一了全党、全军的思想，增强了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拓展和最后完成，对贯彻落实遵义会议精神，实现党和红军的战略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核心在遵义会议中产生，在扎西会议上实际形成，“所以说，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拓展和最后完成，与遵义会议相衔接，共同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转折。”
——中共昭通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昭通市社科联副主席翟昭明
扎西会议是一次实事求是谋新局、开新篇的会议，面对重重危机，扎西会议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的一系列符合中国革命实际而又事关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正确决策，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决定党的命运的先河。特别是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上果断地更换党的领导人，开启了没有外来干扰推举中央最高领导人的先河，摧生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吸取正反两方面的历史教训，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在中国共产党成熟的领导集体领导下，中国革命从扎西会议开始的娄山关大捷为起点到建设现代化国家，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持续巩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成果并最终创造了辉煌成就。
——中共昭通市委党校副校长、昭通市社科联副主席陶永强
红色扎西·胜利起点。扎西会议彻底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在党和红军中的危害，张闻天的任职和周恩来作为军事最高决策人，这在当时条件下党的集体意志作出的选择，保证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在长征史上、中国革命史上，扎西会议都是极其重要的会议，扎西会议在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革命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它是中国革命及中国工农红军从挫折走向胜利的起点。扎西会议后，尽管复杂的党内政治斗争和险恶的军事危机时刻威胁着党和红军的前途和命运，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中央红军长征中的战斗再也没有失利过。
——扎西干部学院副院长骆德毅
遵义会议不是一次独立的会议，随着研究的深入，党史界目前有一个趋于统一的认识，遵义会议是一个会议群，遵义会议的形成、召开、完成会议议程、全面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是由遵义会议前的通道、黎平、猴场三个会议和遵义会议后的扎西、苟坝、会理三个会议共七个会议构成。
遵义会议召开前，从1934年12月12日，中革军委临时决定在湖南通道县城召开紧急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会上，毛泽东再次建议放弃原定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改向敌人薄弱的贵州进发，得到大多数与会人员认可，史称“通道转兵”。此后，1934年12月18日、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分别在贵州黎平、瓮安猴场分别如开政治局会议，史称“黎平会义”、“猴场会议”，对红军的行进路线展开激烈争论。三次会议事实上认可了毛泽东的军事方针，基本结束了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团”的指挥权，为遵义会议召开奠定了基础。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分别在云南威信扎西、贵州遵义枫香镇苟坝村、四川凉山州会理县城郊铁厂分别召开的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发展和最后完成。
遵义会议上取消了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团”，扎西会议常委分工中明确由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讨论通过张闻天受遵义会议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从会议程序和组织上完成了遵义会议既定的程序。
1935年3月10至1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召集驻苟坝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部分中革军委局以上首长开会，专题讨论进不进攻打鼓新场问题。苟坝会议上成立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新“三人团”，完成了遵义会议改变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任务，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1935年5月12日，由张闻天主持，中央政治局在四川省凉山州会理县城郊铁厂举行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朱德、周恩来、张闻天、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毛泽东等，史称会理会议。会理会议针对当时部队的思想情绪，讨论了渡江后的行动计划，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坚持了正确的军事路线，进一步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
遵义会议、扎西会议和它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有相似之处，都是会议召开后因特殊原因没有完成会议内容和议程，会议不得不转移地点继续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沿街砖木结构一底一楼旧式石库门住宅建筑。结束则是在浙江嘉兴南湖红船上。遵义会议召开在贵州遵义，完成议程则是在云南威信扎西。
——扎西干部学院副院长骆德毅
（来源/云南日报社 记者 蔡侯友）
